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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类博客：志萍的三分田
经济学博客：郭凯

这是我们在涪陵出席各类场合时经常遇到的第一件事——问候新来的外国人。庆长征活动的那天我们正在出门远足的路上，随意地穿着短裤和T恤衫，我们出于好奇停下脚步看了看。参与到此种场合却穿着不得体是个愚蠢的错误，我们本该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发觉我们在围观别人时反而自己很容易成为被围观的焦点所在。

长征选手到校后校园的广播喇叭里传出音量刺耳的爱国乐曲。他们身穿T恤衫和迷彩裤，他们胡子拉碴。帆布旧军包挎在他们肩上。领队打一面印有学院名称和宏声香烟字样的褪色红旗，跟在迎宾小姐后面走，迎宾小姐四四分为两排，步伐齐整，昂首挺胸，目不斜视，挥臂有力。其他长征选手列为一队跟随着，自豪地笑着向观众挥手。大家鼓掌，观众跟随队伍进入礼堂，礼堂上挂的条幅上书：

                  热烈欢迎涪陵师专宏声香烟万里长征队胜利归来！

我和亚当躲在礼堂的后排座位上，以求不引人注目。我们身边几个学生轻声交流并转头看我们。这种注意力扩散开去，很快礼堂里的所有人都在伸长脖子瞅我们——我们缩在椅子中，棒球帽拉低遮着脸——不一会儿窦副校长就领我们上台了。真的，他没得选了；不然观众会分神的。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会被非常频繁地邀请参加当地活动的起因：这是保证有人来看的最简单方法。

我们和市长、党委书记以及其他干部坐在一排。我们就坐时人群沸腾起来；长征选手鼓掌。迎宾小姐为我们上茶。我低着头，试图把我光着的小腿藏在桌下。干部们纷纷发言，表扬长征选手，追思伟大光荣的历史中的长征人。这些发言是强制要听的，像关于独裁者的老电影里一样，而在座的发言者没人说得比窦副校长好。他是一个五十多岁、体重约115磅的小个子男人，他瘦小的胸膛和纤细的胳膊可称得上燕瘦。但他善于在麦克风前演讲——起初声音轻柔，表情沉静，好似和一群孩子们谈话的讲师；马上又变得说话大声，渐渐加快手势动作，用一只苗细的手在人群前挥舞，简直像是在责骂他们；到了最后，他呐喊，双臂大振，目光有神，话筒嗡嗡作响，讲演者和他的听众们现在是平等的人了，他们团结成了同志、爱国战士、人类的公仆；人群激动起来，爆发出欢呼和疯狂的掌声。

我听见他说出了亚当和我的中文名字，梅尔康和何伟，他宣布我们是被中美友好志愿者组织派来涪陵的——那是和平队的中国叫法。人群再次沸腾——我们现在是同志了，一起为人民服务，建设国家——长征选手骄傲地站好，每个人的胸前要被一名政要针一条飘带和一朵塑料的红花。有人递给我一朵花和一条飘带；另一人引我走向一名等候在舞台前的长征选手。他微笑，鞠躬，热情地握住我的手。我说声抱歉并尽快给他针好，同时期望我的短裤最小程度地暴露在聚光灯下，但是人群又一次欢呼，我挥了挥手，掌声又一次响了起来。我坐下来，脸发烫。

仪式结束后他们拍了照片留念，照片中，干部们和长征选手们傲然站成三排，站距精心安排，那边褪色的红旗展成老革命部队式的造型。涪陵长征选手身穿整洁的白T恤，胸挂红绶带。他们没人笑。最重要的干部站第一排，我和亚当他们站一起。窦副校长和党委的魏书记浅浅微笑而我俩尴尬的露齿而笑。亚当穿着凉鞋而我身上一件灰色的就T恤，我们赤着的小腿在一排笔挺的西裤中显得突兀扎眼。其余干部都不笑。照片中没有女士。

两年后，我回到美国后，我会把那张照片给朋友看并试图讲一下这个故事。但该从何说起哪？解释为什么一个文革后建成的学院要纪念长征和描述群山如何被变为梯田相比同样困难。最后我会说：这是我们学院的一次政治活动集会，我们的参与是场意外，因为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共产党的集会不欢迎和平队的志愿者。我不再多说什么——那就是我关于这张照片的故事。

当然，没一样事像我说的那样简单。我是一名和平队志愿者但我不是传统印象里那样的；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它不是传统印象里那样的。没有什么事和表面上是同一回事，那是我初到涪陵时的生活状态，每一样事都不那么确定，模棱两可。

在中文里，Peace Corps被翻译为“和平队”，这三个字的含义远比其表面含有深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反美宣传登峰造极之际，中国政府对和平队言辞颇多——说它是和CIA一伙的，说它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说美国将和平队的年轻人派往国外，是为了利用这些人的理想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演变（这估计是你最不想扯上的活儿了）。这些玩意儿虽已不再被提起，但仍阴魂不散，这个名称也无可救药地被玷污了。但中国话，跟中国人似的，学会了见政治之风而使舵，1993年和平队进入中国有了另一个译名——中美友好志愿者。这个名称更为复杂但其含义比起旧称却无比简单。学校方面告诫学生禁止使用“和平队”这个词，中英文都不行，大部分学生也没有提过。所以在这种为师者讳的环境里，我来到了这个建立于文革余烬之上的学校教学，在这里，历史的余烟未散而政治地雷四顾皆是。

其实我更想翻译何伟中国三部曲里的第二部《Oracle Bones》，这部内容太敏感，如果出版估计会删节大半，真能给出了也没意思了。

现在翻译《江城》算是练手，热身之后就开始翻译《甲骨文》，博客如果都不能贴的话就私藏了给孩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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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                 作者： Peter Hessler

这本书描述了我在涪陵的生活，点缀在书中的散记把焦点放在了当地的地貌、历史和人情之上。所有这些散记都是我仍在当地时写下的，我使用这种结构，是为了向读者描绘一个外国人在涪陵这种小城里扮演双重角色之感。有时候，我是个观察者，而另一些时候我又深陷入当地生活之中，而这种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和紧密切身的当事人的结合切换从部分方面塑造了我在四川的两年生活状态。

在涉及一些敏感话题时，我更改了一些角色的名字和其他一些易于辨认的特征。我在提及大部分中国人的名字和中文词汇时使用了标准拼音，而一些广为人知的名字仍使用旧拼音，如Yangtze（扬子江）和Hong Kong（香港）。

这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这是一本写某个短暂的历史时期里某个中国小城的书，我期望能同时抓住这段时期和这块地方的丰富多彩之处。我熟悉这块地方——朦胧隐晦的长江，精心耕作过的青山——但这段时期更难于限定。涪陵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大江的中游，在历史的长河里也处于中游，有时候很难明白事情是怎样变成今天的样子，而今后又会变作怎样。但这个小城和城里的人们充满了生机、能量和希望，最终这成为了我写作的主题。此书并非是探源溯流或是寻觅终站，它是一份记录，记载了在大河洪流之中心的两年生活之状态。

乘坐发自重庆的慢船顺流而下，我来到了涪陵。这是1996年8月底的一个温暖、清朗的夜晚——星光在扬子江上闪烁，却不足以照亮漆黑的水面。一辆学院的汽车载着我们离开码头，驶过蜿蜒的窄路。车窗外，城市向后掠去，在星光下显得昏暗和陌生。

我们来了两个人。我们被派来作教师，我们俩都还年轻：我二十七，亚当·梅勒二十二。我们对涪陵几乎一无所知。我了解到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将因三峡工程被淹没，我还了解到很多年来涪陵与世隔绝。除了这些外，关于涪陵我再没听过片言只语。

半个世纪来没有美国人在此生活过。后来，我遇到了城里的一些老人，他们记得在1949年共产党解放前，40年代城里住着几个美国人，但这类记忆都是模糊不清的。在我们进城时，这里还有一个外国人，一个在当地一所高中教了一学期课的德国人。但我们只见过他一次，而且在我们来了没多久他就离开了。从那以后我们就是城里仅有的外国人了。城里居民人口为20万，按中国标准来看，这是一个小城。

涪陵没有铁路。这里一直是四川省的一个贫困地区，路况糟糕。无论去哪儿你都得坐船，但你几乎哪里也不会去。接下来的两年中这个城市会是我的家。

我们来后一周，有一天学院里所有人在大门口集合。一群老师和学生用暑假的时间从涪陵徒步走到了陕西北部的革命老区——延安，现在他们返校了。

今年是长征第六十周年庆，长征时红军在内战最危急时刻的一次六千英里的长途跋涉，当时国民党即将摧毁毛泽东的军事武装。跨越中国西部的群山与荒漠，共产党人排除万难行军到了安全之地，在延安他们稳定地积蓄自己的军力，直到他们的革命席卷全国，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

整个学期学院都有各类特殊活动来纪念长征六十周年。学生们上关于长征的历史课，学生们写关于长征的作文，十二月份有长征歌咏比赛。为了长征歌咏比赛，所有系部花数周练习歌曲，然后在大礼堂表演。因为长征的音乐潜力有限，很多系唱的歌都是一样的，这给评比造成困难。同样令人困惑的是，因为服装短缺，所以也需要像歌曲一样共享。历史系先表演，他们身着洁白的衬衫和鲜红的领带，光彩照人，然后他们下台，赶快把衬衫和领带交给政治学系，政治学系换装，疾奔上台，然后开唱那首刚刚被唱过的歌曲。在这个夜晚结束之际，衬衫汗迹斑斑，礼堂里的每个人都对歌曲耳熟能详了。音乐系一如既往地获胜，英语系排名倒数。英语系从未赢下过学院举办的任何比赛。关于长征，没有英文歌曲。

但这个夏天去往延安的徒步旅行不是什么竞赛，而涪陵组的归来时这个长征纪念季节里迄今为止最大的新闻了。他们在中国夏天的酷暑中跋涉了一千多英里，最后只有十六个人完成了长征。十三个学生，两个老师：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和数学系的政委助理。还有一名级别较低的行政人员，在半途中哭了鼻子，但仍因为他的毅力在当地赢得小小的美名。一些女学生也曾想去，但学院认为长征不适合女生。

在所有人在正大门口集合的前一周，学院的头头，李校长，去西安和长征的学生们会合，因为在这次长途跋涉的结束阶段他们遇到了麻烦。

“学生遇到了点问题，”当我问怎么回事时，英语系的头儿，付木友主任说。“我想他们可能是没有钱用了。”这是真的——他们的钱用光了，尽管有着涪陵本地的烟草公司宏声香烟倾情赞助。这事儿让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适合纪念中国共产主义的形式——长征一千英里，在延安以破产而告终。

但李校长有能力保他们出来，而现在学院的全体学生在正大门旁的广场上会师了。这是一个有两千多名学生注册在簿的小师专，自1977年开始招生，属于1966-1976文化大革命摧毁大量中国教育系统后建立的第一批院校。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谱系结构中，此类师专处于生态的底层。学制三年，学位低于学士，几乎所有学生都来自四川省乡下的农民家庭。毕业后他们将重返家乡，成为农村中学的教师。

对于很多学生，尤其是大一新生而言，学院是个让人兴奋的地方。校园位于涪陵主城区的边上，横跨乌江，并且很少有学生在这么大的城市生活过。学校里有电影放映，有各种比赛，周末有舞会。时常会有像欢迎长征者归来一样的政治性活动和集合，学生集合时叽叽喳喳，人群在广场上晃来荡去。

八个女学生引人注目地站在大门附近。她们身穿白衬衫黑裙子，胸前斜披的绶带上印有学院的名称。她们被称作迎宾小姐，她们是在学生群体里精挑细选出来的。所有的迎宾小姐都高挑美丽，所有的迎宾小姐脸上都没有笑容。她们在正式场合中代表学院的形象，站姿优雅，步态绰约，还负责为政要们沏茶。

关于涪陵，我还听到过一种说法：这里的女性因美丽而闻名。至少我在成都上汉语课时有人这样告诉我。我有一个老师来自满洲里，一位高颧骨的柳瘦女子，说话语调温柔、娇媚。即便是在夏天里，她仍双手捂一茶杯，仿佛籍以取暖。她的名字叫做尚老师，尽管她从未到过涪陵，她仍确信那里的女人很美。

“因为山水，”她说，“有山有水的地方都出美女。”

在成都我也遇见过一个持同样说法的涪陵当地人。“但是有时候我们那边人脾气坏，”她警告我。“因为太热，因为山围着他们。”我经常听到此类评价，这些看法表明中国人看待他们周围地理环境的方式和外来人不一样。我看到了梯田山并注意到人们如何改变了这片土地，人们把山修成了令人目眩的稻田阶梯；但中国人看到了人民并观察到了他们如何被这片土地所改变。在我刚到学院的那段日子里我有时会想这个问题，尤其是几乎我所有的学生的成长都与这片土地密不可分，我好奇崎岖的四川地貌如何影响了他们。同时我也好奇未来两年里它会怎样影响到我。

我大学时认识一个美国来的外教，跟他吹摇滚，感觉美国60年代的布鲁斯摇滚对他来说就是《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80年代的重金属就是《难忘今宵》和《小白杨》，2000年之后的音乐就属于《老鼠爱大米》和《爱情买卖》了。不过后来我提到了Oasis和Radiohead，丫就蒙了，说他不知道这俩乐队是干嘛的。

这就是美国式傲慢，美国的音乐入侵了全球，而别的地方的好音乐很难被美国人注意到，60年代披头士、滚石乐队和那谁（The Who）乐队红遍美国时，怪不得美国人要大惊小怪“不列颠入侵”了，丫们就没睁眼看过世界。

而涅槃死后，真是英伦摇滚的复兴之际，美国人根本没注意到这股浪潮，他们还以为英伦乐坛还是The Smith的天下哪。而从94年开始Oasis发行了《Definitely Maybe》和《（What‘s the Story）Morning Glory》，Blur发行了《The Modern Life is Rubbish》和《Parklife》，Radiohead鼓捣出了《The Bends》，Suede的同名专辑和《Dog Man Star》，Pulp的《His n' Hers》和《Different Class》，英伦摇滚一片形势大好，要选一个音乐之死的年份，我选1997年，那一年，Oasis发行了最后一张经典《Be Here Now》，Blur的同名专辑，Radiohead的《OK Computer》，Suede的《Coming up》，Pulp的《This is Hardcore》。然后音乐就渐渐地垂死了，没能从容燃烧，没有94年那样醒目的祭日。

这几天看了一个关于90年代英伦摇滚的纪录片，《Live Forever》，里面用政治解释音乐现象的观点很有趣，80年代英国统治在撒切尔夫人的铁腕之下，乐坛的声音也少，除了The smith和昙花一现的The Stone Roses，其他没有什么不错的东西，80年代的英国也和贵国一样，是个主旋律为导向的国家，90年代结束了撒切尔内阁18年的统治后，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执政期内文艺活动才得到了百花齐放的地步。

这一时期的英国乐坛如果用一句话形容的话，就该叫“如何成为一个怪物”。五支乐队代表了五种怪物类型，其中在英国人民心中地位最高的是Oasis和Blur，整个90年代这两支乐队都在销量上在掐架。

Oasis代表了蓝领阶级，他们上过工地，做过送奶工，送过报纸，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屌丝”，然后他们逆袭了……所以你在听Oasis的歌时，会发现：一、歌词简单，因为劳动人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写给他们听的歌词不能太书卷气；二、很多歌和信仰和励志有关，比如《Rock n' Roll star》的歌词你不觉得像《月亮之上》吗?哈哈！《Live Forever》、《Don't go away》、《Stop Crying Your Heart Out》都事关坚强，老百姓生活那么苦逼，需要这个。还有那首我很喜欢的《D'you know What I am Mean》，太符合“屌丝的逆袭”这个命题了，比如歌词里面唱“I ain't good-looking but I'm someone's child”（长得再不好，咱也有爹娘！）“I don't really care for what you believe”（我才不在乎你丫是不是党员哪！），最后大呼天下屌丝逆袭“All my people right here, right now.”（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哈哈。

MV赏析：《D'you know What I am Mean》  Oasis

Blur则代表了中产阶级的声音，Oasis的歌是冲着希望去的，一旦到了小康，保暖了之后就开始怀疑人生了，Blur的作品多是这个主题，从他们的专辑名《The Modern Life is Rubbish》就看出来了，现代化生活是垃圾。Blur的音乐风格也很小资，电子味很重，所以像《Song2》这种歌入选电子游戏多次，我记得以前玩的《FIFA》足球游戏有一版就是用这歌做主题曲的。小资除了潮，另一大表现应该是生活态度的玩世不恭，甚至包括了对他人生活模式的冷嘲热讽，Blur的代表作是《Parklife》，这歌就代表他们这种对俗气生活、享乐主义和酒吧的厌倦，看MV就知道啦。

中国乐迷非常喜欢的一只乐队是Suede，如果今天Suede正处风华绝代的年纪，Ladygaga和Katy Perry这些雷娘们儿就没饭吃了，Brent Anderson比她们妖娆多了，BA应该是我印象中最后一个经典的双性恋偶像了。这事儿女人不占优势，女人搞同性恋不足以像Boxilai同志一样“令人震惊”，最多算AV级的，最多上百度贴吧和新浪图库，男人就不一样了，带点伪娘气质就很容易红，女人就没法装爷们，何况BA老师骚到了女人都不如的地步哪？山羊皮乐队代表了不列颠帝国里面受人歧视的弱势阶级，歌词自然比较悲观。

MV赏析 ： 《Animal Nitrate》  Suede

啥？看MV还不觉得Anderson有多骚？看个现场版的吧：

另一只非常重要的屌丝乐队是Pulp，这支乐队自己本身就非常屌丝，乐队和The Smith一样同组建于1983年，但是一直混到了1993年他们才红，真不容易啊。和绿洲的逆袭不同，他们属于Loser型的，歌曲基本上都很灰暗和充满讽刺意味，他们最著名的歌是一个屌丝吐槽挖苦白美富的《咱们老百姓》。

 MV赏析： 《Common People》 Pulp

来自牛津学府的Radiohead是今天最后介绍的一支乐队，在前面几头怪物都已经解散或是江郎才尽的今天，Radiohead的还牛叉叉滴出着牛逼的专辑，要么说知识就是力量哪，看人家名字都起那么专业：Radiohead，不是幼齿的“收音机迷”，不是土鳖的“电台司令”，而是很理科生的“放射源”，之前你看到的都是瞎胡翻译。90年代英伦音乐的头牌肯定是Oasis，回首这20年，Radiohead是长跑的胜利者。

这个乐队音乐时刻透着对现代化生活的怀疑和反思（《Ok Computer》这张专辑），对高压下的现代快节奏生活中对人性的摧残的关注（《Fake Plastic Tree》、《Amnesaic》专辑），选一首他们《The Bends（这个词的意思是因潜水后过快浮上水面而引起的一种关节疼痛病，俗称潜水症，看看多有文化！）》专辑里面的《Street Spirit（Fade Out）》代表他们，看看MV里面，他们比起上面几个乐队有多文化啊!

MV赏析：《Street Spirit（Fade Out）》   Radiohead

这引起了误会，会让人以为我是曲协分子。（插播个笑话，说是文联开会，一个作家进院前被看门大爷问：什么单位的？作家说：我作协的。大爷想，一做鞋的来这开会干吗？一会儿又来一唱京剧的，大爷问：什么单位的？京剧演员说，我曲协的。大爷想，嚯，这做鞋的刚进去取鞋的就来了？）

今天想了下，索性学习党中央，将指鹿为马的社会主义精神发扬到底。

于是“评书”还叫“评书”，“通知”我改成了“昭启”，“翻译”改成了“夷技”，“摄影”变“丹青”，“普法”变“法家”，“写歌”变“曲艺”，“扯淡”变“相声”，“谈事”变“国语”，“音乐”变“乐府”，“影评”变“皮影”，“球事”变“蹴鞠”，“转载”变“观止”，就连置顶的博客分类推荐都改名叫“博客观止”。看看我是多么热爱传统文化啊。

想了想，把饭否微博插件也改名叫“论语”，音乐播放器改名“丝竹”，哈哈。

这些名字看着乱就乱吧，反正也没多少人在看这个博，据说中国人上网都忙着看波去了。

敏感词组织纠集了一大堆刺头儿音乐人做了一张翻唱大刺头儿宝宝涤纶（Bob Dylan）的专辑，庆祝自己成立五十周年，故事梗概可以看http://music.amnestyusa.org/（PS：此网站在局域网外）。

我特喜欢听这种致敬类的唱片，比如那张美国地下乐队向卡朋特乐队致敬的《If I were a carpenter》和向科恩老爷子致敬的专辑名改编自科恩名作《I'm your man》的《I'm your fan》，听翻唱致敬类唱片特别有意思，听的就是歌手如何把原作涂上自己的特色。这和咱们这儿不一样，我一般听别人夸人都是这么说：“唱的真像XXX！”一看就是卡拉OK唱多了的思路。还有那些歌手模仿秀，我不知道这种节目的目的是什么，估计导演是马戏团领班出身，展示大号鹦鹉来了。

很多欧美音乐人甚至在演唱会上歌曲的编曲也跟唱片里不一样——复制自己对于有上进心的艺人来说是种折磨，Bob Dylan老师甚至同一首歌在每场演唱会上唱的调都不一样。换咱们这里，歌手唱自己的歌跟CD里不一样观众都会觉得自己白来听了，要么说怎么有人真唱了你们都受不了了哪。抱这种心态去听现场不叫听音乐，这是去意淫了。创新才是音乐人该干的事儿，不然把向歌手致敬搞成向党致敬一样整齐划一、坚决拥护、团结一心、紧密围绕，多没劲啊，宋祖英汤灿谭晶这几个人唱的歌我从来就分不出谁是谁，站一起唱我都不知道哪一个脏嘴了。

据说每个文艺青年心中都有一个Bob Dylan情结，但是因为Dylan唱的实在太难听了，所以大伙儿都基本上把Dylan挂嘴上而不是挂耳机子上。就是因为原唱难听，所以说Dylan歌曲最适合被翻唱。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阴谋，Bob Dylan故意唱这么难听，使大家翻唱时没心理压力，反正你怎么往难听了里唱也不会比原唱差，哈哈，然后好歌大家唱，一下子就传播开了。就跟The Beatles的《Yesterday》一样，据说被翻唱了一千多种版本，我听了一些，感觉大伙儿都是在搔首弄姿地唱这首歌，就Paul原唱的最为中规中矩。

这张翻唱作品里居然没有《Hurricane》，让俺很遗憾，一个关注人权的组织搞的一张专辑，怎么不唱这首歌哪？

已经92岁的Peter Seeger翻唱的是《Forever Young》，哈哈！

这正常，尤其在中国这个定式思维严重的国家，从小你受到的教育基本都是羞辱式甚至是凌辱式的，爸爸妈妈老师大师教导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学文科丢人，学好数理化，活在贵国生活标准都不差；想飞啊？黑猩猩是没法进化成人的。上小学时我妈就拿掏厕所的吓唬我，说学习不好长大了就能跟他一个样，那个年代公共厕所都是没有下水的，要找个粪车来拉粪，在目睹了厕所向冲水厕所演变后，我一度很害怕自己将来会失业，哈哈。

贵国人从上古时期受到的教育就是羞辱性的，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板文记载的多是教育课文，咱们的甲骨文记载的都是，乌龟壳儿预言今夜大凶，吾王啊你今夜不能做爱。

到了近代就更变本加厉了，以前老百姓还能说“帝力何有于我哉”，到了毛时代，有了延安整风，要向党表忠心，要批评与自我批评，翻译过来就是要被人SM和自我SM，后来就是土改、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大字报、学赖宁、八荣八耻……要的就是告诉你，你不行，你得为自己感到羞愧。然后大伙儿被洗脑洗到了脑髓里，思维定式形成了，用毛时代的语言说，就是思想工作做通了，思想问题的根子解决了。

所以当你想做事时，就有人说了，你丫不是黑五类么？怎么可能做红五类做的事儿？

所以中国很难有十项全能的达芬奇，很难有发明避雷针和起草独立宣言的富兰克林，很难有发明了电报摩尔码的数学家、大画家摩尔。

不管罗老师做手机成不成功，都值得表扬。人干嘛要活成一个扁平化的符号？全人类的命运是很悲观的，个人如此渺小，所以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以后再有人说你做不了这个做不了那个，推荐用以下名言回击丫：

“飞机是有趣的玩具，但没有军用价值。” ——费迪南·福熙，第一次世界大战联军指挥官

“我认为世界市场大概只需要5台电脑。” ——托马斯·沃森，IBM高级总裁，1943年

“因此我们去了雅达利公司并对他们说：‘嘿，我们想做件疯狂的事，这和你们也有点关系，你们认为投资我们怎么样？或者我们投资你们。我们只想做这件事。付我们薪水吧，我们将为你工作。’然后他们说：‘不行。’然后我们又去了惠普公司，他们说：‘嘿，我们不需要你们。你们还没大学毕业哪。’” ——史蒂夫·乔布斯

“对任何人来说，640k的内存都应该足够用了。” ——比尔·盖茨，1981年

“开饼干店是个糟糕的想法，另外，市场调研报告说美国人喜欢脆饼干，而不是你做的那种软软的有嚼劲的饼干。” ——1970年，对菲尔兹太太饼干店的一个评论

“为石油钻井？你的意思是说在地上打孔找石油？你太疯狂了。” ——1859年，一个打孔工人对石油开采投机者埃德温·德雷克如是说

“我们认为电影只是一时时髦的玩意，将来不会有大的发展。”——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电影发明者

“韩寒那么年轻怎么可能写出好作品？一个作家怎么可能一边赛车一边写作？”——方舟子老师，2012